春夏秋冬，又一春，去年的这个时间我去了杭州，一年，心境变化了很多，今天我又跨过了杭州湾。从地理上看，绍兴已经算是江南的边缘了，然而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绍兴注定了是江南文化的重镇与中心。明知道行程匆匆，却在内心里面想从这萍水相逢中找到某种感动，于是不经意间，满城春色又退到了次席。
第一次去绍兴是去年的十月， 本来明媚的秋日，在我们到达绍兴的时候却突然如冬日一般肆虐著北风。瑟瑟寒风中只穿单衣的我自然完全失去了探幽怀古的激情与冲动。第二次想要去绍兴是去年的元旦，好想到安昌古镇的街头去感受冬日江南特有的温馨与从容，却又因为大雪封闭了沪杭高速公路而再次作罢。今天是我第三次要踏上绍兴的土地了，颇有种三顾茅庐的执著，也许绍兴城中的固执底韵感染了我吧，比如越王句践，又如徐渭。
又是油菜花灿烂的春日，两个半小时的路途对于我这种习惯了在征途中寻找自我的人来说没有丝毫的倦意，在音乐与美景的诱惑下，反而是难得的放松机会。
到达绍兴的时候还没有到中午，清明刚过不久，却已然有些夏天的味道了。马不停蹄，向安昌古镇进发。传言看到现在的安昌古镇就知道过去的绍兴的样子，然而当真正走在安昌街头的时候多少是有些失望的，河水污染的很严重，虽然老街的生活原貌保持的很好，有些像西塘，但是看着发黑的河水又会有怎样的情调呢？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镇街头，居民从你身边擦身而过，你虽是过客，但是没有注目礼的礼遇，没有小贩拉客的尴尬，喜欢了，驻足看看，不买也没关系。久违了，摊头的这些商品，童年曾经拥有的东西，后来失去了，20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江南小镇不期而遇，怎能不感动。阳光从廊棚的间隙慵懒的射入，斑驳摇曳间，时间仿佛从此静止。正是吃饭的时间，蒸霉干菜的味道从家家户户的门缝中挤出来和着久违了的煤球燃烧的味道，想起来了，孩提时代上海的印象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绍兴市内的老街保护的也还好了，至少水要比安昌清澈些，八字桥老街，题扇桥老街还是蛮有感觉的，居民延续着千百年来没有多少变化的生活，当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数点灯光闪烁于河道两侧，一种温馨的家的感觉便会弥漫在街巷中，让我这种在外游历的外乡人图增思乡之情，可是这故乡在哪里呢？大连还是上海？也许只是心中的某种氛围吧。
柯岩本不在我的计划之中的，愚以为江南仅以文化胜，如论景色，我更倾向于选择内陆，甚至边疆地区。 柯岩是没有太多的文化底韵的，计划中下午的时光应该属于吼山，虽然同样是以景色吸引人，但能够在时令季节看到漫山遍野的桃花也算是不枉此行的，然而我妥协了，毕竟柯岩的名气比吼山大，我不想被同行的旅伴指责。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选择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甚至注定是错误的，但是迫于外在的压力也会义无反顾的走下去。今天的我就是这样的。
鲁镇的做作让人无所适从，我对鲁迅的文章是不太感兴趣的，自然对绍兴市内的鲁迅遗迹也提不起兴趣。绍兴的很多地方都是因为鲁迅文章而出名的，鲁迅的出现甚至让众多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都失去了光彩。绍兴，就好像是活在鲁迅幻想中的一座城市。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好像伦敦和巴塞罗那，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却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而忽视了其他的文化底蕴。
鉴湖的风光还好，但是比起杭州的西湖，甚至是扬州的瘦西湖都还有些差距，我不喜欢太多的人工雕琢，不过累了，站在船头吹吹湖面上凉爽的春风也还算是比较惬意的事情的。虽然天空晴朗，星星点点的阳光倒影中于我却孕育着某种莫名的颓废氛围。说到鉴湖又想起了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街头闲逛，看到了秋瑾就义的古轩亭口，马路的对面是秋瑾的雕像，古轩亭口依旧熙熙攘攘，百年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吧，只是这麻木不仁的眼神仿佛也没有多少的改变。
兰亭是我这次绍兴之行的终极目标，就好像瓜洲古渡之于杨州，金山寺之于镇江一样。我不想说到底是兰亭成就了王羲之还是王羲之成就了兰亭，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某种机缘巧合吧。那时，那地，那种雰围下，醉意正酣的王羲之写下了亘古未有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没有准备，不经意间，永恒就诞生了，中国书法的颠峰定格在了公元353年的三月初三，一个跟今天差不多的春日里。
我们是今天第一批进入兰亭的游客，门前的工作人员正在忙著更换东晋时期的著装。没有似火的矫阳，春风吹过门前的竹林，落叶纷飞，所谓意境不过如此吧，园中游人不多，我喜欢这样的雰围。现在的兰亭是明嘉定二十七年重建的，虽然不一定就是当年26人曲水流觞之所，但是廖发怀古之情已足矣。毕竟当年的王羲之就是在这里，或者在这附近写出了兰亭集序的。眼前修葺一新的鹅池缺少了太多的历史沧桑感，几只慵懒的鹅也无法让我联想到当年王羲之以书换鹅是怎样的一种迫不及待。说来有幸，王羲之祖籍山东琅琊临沂，与我还算是老乡。绍兴有幸，中国文化有幸，王羲之后迁居至今天的绍兴，出任会稽内史；魏晋是个很奇怪的时代，从政治上来说魏晋时期并没汉唐的辉煌，也没有宋明的颓废，总之，是中国五千年封建史中比较平庸的一个章节，然而在文化上，魏晋却是人才辈出。东晋的文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要在文学作品中抒发自己的看法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东晋可以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呢？没有太多的政治斗争，王羲之可以转注于书法，对他来说，练习书法就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生于书法世家，幼从师卫夫人，后又遍览江北摩漄石刻，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次飞跃，也是一种积累，这种种的积累最终在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一天彻底爆发了，酣畅淋漓的醉意更是将这爆发推到了极至，连清醒后的王羲之自己都惊叹于兰亭集序的意境。后世南唐的张泊云曾认为当时的擅书法者都仅具备王羲之一部分特点，没有谁在书法方面可以望其项背。而右军本人尽其所能也只是在不经意间创作了这一部兰亭集序，所以说兰亭集序的诞生有其机缘在其中，他的高度自然是后人所无法企及的了。
自魏晋之后，穷唐宋元明清，历代书法大家没有能够超越王羲之的，而王羲之穷其一生也再无可以与兰亭集序相媲美的作品。这个奇迹就诞生在这里，诞生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称这里是中国书法的圣地毫不夸张。兰亭集序的正本已经随唐太宗长眠于昭陵之中，今人所见只是其摹本，从兰亭集序，我想到了王羲之的另一帖杰作—快雪时晴帖。据说快雪时晴帖的正本被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中，去台北旅游时，还特地为了看一眼王羲之的这帖快雪时晴帖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无奈也许是缘分不够吧，未曾得见。
想必1653年前的那天跟今天的天气应该是差不多的吧，天空明净却没有娇阳当空，与同道中人把酒论诗谈赋，酒不醉人人自醉。而我今天却同三两好友泛舟于这会稽山麓下的一洌清溪中，嘻笑中却在内心深处体会著当年王羲之所能感受到的惬意与松弛。待日上三竿，烦躁之心抬头之时，也是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绍兴古称会稽，而之前则是春秋时期越国的都城，吴越争霸，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母亲是上海人，而我自然也应该算是半个吴越遗民了，至于是吴国还是越国，时间久远了，也无从考证。时间真的可以摩平一切仇恨的，吴胜越，越灭吴，而越最终也被楚所灭，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而绍兴的文化却传承了下来，其实现在绍兴的文化中已经很难看到越国先民的遗迹了，吴越所处的江南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应该算是比较荒蛮之地了，而所谓的江南文化也是后来从北方中原地区传过来的。越国的事情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所记载之外，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迹已经不多，越王句践之父—允常之印山越王陵应该算是很重要的一个的。
印山越王陵距离兰亭很近的，大约不过三公里，当年王羲之在此挥毫泼墨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寄情的山水之间就是曾经的越国王陵呢？吴越争霸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过程，先是越胜吴，夫差父殒，夫差为报仇命人在大殿之前每日提醒自己勿忘杀父之仇，后吴胜越，句践入吴三年为奴，尝尽各种屈辱，并最终卧薪尝胆灭吴雪耻。今天根本分不清你我的江浙两省在2500年前却仇深似海。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勇气让句践能够从曾经的屈辱中解脱出来的。为夫差尝便，这种奇耻大辱不要说对一个君王，就是普通的百姓也会愤而
自刎的。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中国男人必须要知道两个人，一个是韩信，另一个是越王勾践。男人的雄心壮志和生命的弹性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韩信的胯下之辱，勾践的卧薪尝胆，为中国历史增加了些许弹性，更为奋斗中的中国男儿找到了远年的知音。其实与韩信的胯下之辱相比，越王勾践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要更大些，身为一国之君，做阶下囚已经是恶心的事情了，还要为吴王夫差尝便诊病。这种屈辱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忍受的，然而勾践却做到了，所谓忍常人所不能忍，得常人不能得，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渗透骨髓的痛苦让勾践寝食难安，它也不能够继续享受作为一个君王的歌舞升平的幸福生活了，因为他有仇，他有恨，所以卧薪尝胆就成为必然。我想到了三国时期的阿斗，也许当时的他也是想效法勾践的吧，但是毕竟他有仇而无恨。锦衣玉食很快就冲淡了他复国的决心，男人不怕没有实力，而最怕没有自主的欲望和野心，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安逸的生活是可耻的，当你没有的时候，男人要追求，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应该为了的到更多的，还是要去追求，男人的一生就应该在不断地追逐中升华自己，一时的成败也许并不算什么，不论自己的处境多么的艰难，生命不止就有翻盘的机会，就有成功的可能。越国所处的位置就在今天的绍兴附近，一直都很想写些关于吴越争霸的东西，然而我觉的如果要了解越国，就必须来到这里，今天我终于得偿所愿了。其实春秋时期越国的遗迹现在在绍兴也很难找到了，但是毕竟走在这一片茶树林间的时候能够或多或少的有种时空交错的错觉。
毗邻印山越王陵，一片松涛之中的是徐渭的家冢。一老翁坐门前收费，收音机中传来咿呀的越剧。阳光透过松椑的间隙投射在徐渭的坟上，摇曳中透著几分空灵。我想到了杨州史可法的祠堂，只是杨州小调变成了越剧，而这里更寂静些。大约是没有多少人来打扰文长的清静的，生前太过郁闷，身后也该静静的思索一番了吧。 徐渭是个典型的梵高型的人物，生前人生坎坷多灾，而身后却被后人给与很高的评价，8次乡试未中，7次自杀未遂。与他相比，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所谓狂人都狂的太作作。晚明的舞台给徐渭提供的机会太少了，他的出生也许本来就是一个悲剧，如果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也就罢了，然而他却太过聪明，太过富有才能，太过清高，于是他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性格上来看，他的乡试文章必定针贬时弊，然而明朝到了徐渭这个时候已经是无药可救了，针贬时弊非但不能让他得到重视，反而会让他成为攻击的对象。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很少有像他这么倒楣的，事业爱情双失败，然而同岳飞这样建立在国破家亡上的”倒楣”相比，他的倒楣又或多或少有些小家子气了。 徐渭的人生结局同他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耿直却又难以承受失败，挫折和无情的现实，这两种性格的组合是最痛苦的。 徐渭是参加过明中后期的抗倭战争的，虽然仅仅是个总督幕僚军师，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但是这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为了表达对抗倭英雄的崇敬，他曾为胡宗宪起草了《献白鹿表》，甚至因为胡宗宪受严嵩迫害，自尽而精神失常，误杀妻子，郎当入狱，那时的他应该是彻底崩溃了吧，牢狱之灾也许从正面来说对他是一个打击，然而，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省的机会，53岁出狱的他最终放弃了仕途。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这场牢狱之灾为中国减少了一个郁闷的政府官员，却增加了书画史上的一株奇葩，又是生命的一个玩笑。
晚年的徐渭自号青藤道人，他的书斋也称为青藤书屋，利用回上海前的一段时间去了一次青藤书屋，很简单，瓦房一间，竹林一片，外加一池春水，仅此而已。第一次听到徐渭的名字是因为看到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自称甘愿为“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感叹到“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是怎样的才华能够让这样的两位巨匠对他佩服的如此五体投地呢？青藤书屋的墙上写著 “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调侃中透著对自己晚年拮据落魄生活的无奈。晚年的徐渭靠卖字画来维持生计，然而他却并没有因为曾经坎坷的经历而改变自己不畏权贵的性格，从不买字画给权贵，而世人如欲求画也必须在他囊中羞涩之时。又一个落魄而又耿直的文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己的一句评价： “贱且懒而直”。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倒霉的耿直人，以至于耿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几乎成为顽固不化的代名词，成了一个贬义词。明朝是盛产这种落魄文人的，比如徐渭，又如唐寅。当追求功名利禄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报国无门，怀才不遇，郁闷与落魄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个人的悲剧却成了中国文化的福音。晚年的徐渭甚至穷困到要 “忍饥月下独徘徊”，就在这个院子里面，一个老人为了排解饥饿的痛苦而在月光下，竹林中徘徊，孤灯一盏，月色清冷，饥肠辘辘，怎不让人心生怜悯？今天是阳光灿烂的，却也并不觉得凄凉，然而400年前青藤书屋却见证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落魄的窘境。然而徐文长却始终没有向权贵低头。哲学上认为经历痛苦是人脱离平庸，走向永恒的必经之路，痛苦可以让人从人性的深处得到升华。但是我并不认为徐文长的生命状态是富有弹性的，没有太多的应对痛苦的觉悟，这也是他穷其一生郁郁而终的根本之所在，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性格与徐渭有着某种共通的元素，也许徐渭的痛苦经历能够给我某种启示吧。人生在世，不应该对任何东西都过于执著，即使是事业，成功与否存在太多的变数与机缘，不能强求，当失败的时候应该学会平心静气的去接受。凡高没有明白这一点，他最后自杀了；徐渭没有明白这一点，他发狂了。这也是我会在燥热的初夏来到这个没有多少人来过的徐渭墓的原因之所在。徐渭走时，只有一席铺着稻草的床板为板。所谓身后名不及生时的一碗稀粥，此时的我到很希望人真的在死后能够泉下有知，这样徐渭的心态能够平静一些，毕竟现实对他太不公平了。
徐渭墓南面大约三公里，一个破败不堪的村落里，长眠着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不应该忘记的人—王守仁，阳明先生本是浙江余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将自己的长眠之地选在这个地方。中国历史上文可独自成派，武可报效沙场的人是不多的，南宋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可以算是一个，清朝那个湘军头目曾国藩也可以算是一个，剩下的也许就是王守仁了。南宋那个时代产生个辛弃疾应该是很正常的，国恨家仇最容易激发人的潜质，不论是文韬还是武略。又想到了岳飞，岳武穆的武略超凡脱俗，然而从文的角度看，还稍欠火候，毕竟环境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曾国藩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靠努力加实力闯天下，相对而言，王阳明的成功，天才的成分更多些。与徐渭相比，王阳明要幸运的多，在锦衣卫横行，太监当道的明朝中期，终其一生应该算是没有受什么苦的，贬到贵州应该算是一劫吧，但是正是在龙场的这段时间让他顿悟了心学的精髓，又是一次机缘，绍兴汇聚了中国历史上太多的机缘，仿佛一切都是巧合，却冥冥之中又充斥着必然。王阳明的陵修的很高，拾级而上，需仰视才行，面对大师的时候这样也许才是最合适的方法吧。王阳明应该算是武将吧，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平宁王朱宸叛乱，平农民起义，我在想如果王阳明晚生个200年也许明朝的境遇就不是当时那个样子了。阳明墓前有日人所立碑一块，前书王守仁生平事迹，后为捐资立碑的日本人名录。王阳明对日本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堪与鉴真媲美。国人多有仇日倾向，然而又有多少人去探求日本迅速发展的原因呢？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然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却并没有放弃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继续汲取营养，所不同的是，刀与菊的文化背景注定了他们会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变相的用于军事的发展上，在这一点上作的最突出的要算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东乡平八郎了。身为大连人，对曾经的日俄战争和日清战争较之其他中国人有更深的了解，毕竟自己的故乡曾经是日俄两国刀俎下之鱼肉，然而那个间接导致了旅顺大屠杀的东乡平八郎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却恰恰是明儒王阳明，他甚至在腰间挂着一个牌子，上书：“一生俯首拜阳明”，当严复老先生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蛮夷”日本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国家间的竞争同人是一样的，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天上海街头正在举行抵制日货的游行，而我却在王阳明的墓前回忆日本的成功之路，其实对比五四运动时期，今天的抵制日货的游行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时间却相差了近100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海战完全超过中国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我们却用了100多年还没有追上日本，这已经不能仅仅用汗颜来形容了。当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立碑纪念王阳明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今天的中国人中又有多少人知道王阳明呢？吉川裕吉，植木枝盛，这些造就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辉煌的人难道就真的不值得我们学习吗？顺便说一句，植木枝盛也是王阳明的忠实拥笃。
从地理的角度，绍兴很小；然而从文化的角度，绍兴又太大，堪比苏杭，两天走马观花的旅程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到绍兴的精髓，甚至无法与这座城市作心与心的交流。要回上海了，却又一次与沈园不期而遇，上一次是去年的十一。850年前，陆游与唐琬就是在这里邂逅的。也许是我个人的性格中有某种悲剧的成分吧，自认为中国历史上最能够打动我的诗人有两个—杜甫和陆游。杜甫的经历太过悲剧化，陆游却恰好，战斗的激情中夹杂着些许与唐琬的悲剧。如果说陆游是一个心灵的斗士，那么与唐琬的这段感情悲剧恰好弥补了他人性的缺陷，增加了他诗作中的弹性，让他看起来更象一个有血有肉有儿女情长的人。现在的沈园已经不是850年前的沈园了，唐琬也已经香销玉陨。站在明清味很重的园林中，很难找到当初陆游和唐琬相遇时的激情与离别时的无奈，直到看到那两首刻在石碑上的《钗头凤》。其实词比诗更适合传达爱的感觉，我很喜欢的与爱情相关的词有两首，首先当然是苏东坡写给亡妻的江城子了，其次就是这两首钗头凤。一个写给亡妻，一个写给前妻；一个死别，一个生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这种生离死别的爱情更应该得到倾力表述。中国人过于喜欢完美的结局，然而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即使再完美的爱情，再恩爱的夫妻也会因为外在的因素而分别，比如说死亡，又比如陆游的母亲。苏轼的妻子去世了，他们只能在梦境中相会，“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醒来了，也许痛苦，然而毕竟死别之后在没有相会的机会，空余感慨与回忆。然而陆游和唐琬却不同，分开11年，当他们再次相遇在这沈园里的时候，何谓事过境迁，何谓物是人非，当时的他们也许感触最深了吧！唐琬送来菜肴款待陆游，面面相觑，无语中，11年前恩爱的场景，11年来分别的苦楚涌上心头，于是他提笔在墙上写下了那首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唐琬见到陆游的钗头凤后，感慨万分，和下钗头凤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两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签心事，独语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从此，沈园作为他们爱情的纪念碑再也无法轻易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此后不久，唐琬就郁郁而终，陆游也在也没有踏进沈园半步，直到40年后，陆游七十多岁的时候。人老了，也许很多事情都应该看透了，但是陆游却不是，正如同他的爱国情怀一样，他对唐琬的思念也丝毫没有减弱：
城上斜阳画角哀，
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尤吊遗踪一泫然。
两首沈园，四十年的无奈，四十年的遗憾，成为某种永恒的悲情。
陆游的人生也许不能算是完美的，七十多岁了，行将就木之际还在怀念自己的最爱，1210年，弥留之际，靖康耻，犹未血。然而，这是时代的悲剧，与他无关，9000多首激昂的诗词足以让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完人。
来源：新浪网 旅游频道
